后媒体时代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影响

发表时间: 2024-03-21 作者: 特种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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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网络媒体为主导的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对传统媒体环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传统媒体时代,作为社会公器的传播媒体,因其信息发布的准确性、内容信息的权威性等特征而成为不同历史时期最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在媒体自身发展的历程中,媒体对信息的传播因坚守客观、真实、平衡、公正等专业主义原则,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见证者,也成为社会良知的代言人,受众的认可和赞许彰显出媒体的权威性。大众传播媒体已经成为信息传播最重要的平台,由它引领构建的媒体舆论左右着受众对社会的认知,进而影响着我们国家社会建设的发展方向。

  然而,当今社会逐渐进入到以网络媒体为主导的后媒体时代,传播技术的变革成为后媒体时代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后媒体时代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它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系统有很重要的影响。后媒体时代具有数字化传播、自主化传播、信息化传播等全新的媒体特征,这促使信息传播的模式和社会影响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后媒体时代形成的标志是,社会在新媒体的影响下成为“除传统媒体之外以网络和移动手机媒体”为主要传播工具的新媒体时代,因此,它的形成并没有统一的时间概念。①后媒体时代的发展和传播技术的变革紧密关联。媒介技术主义者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会引起人类社会生活的变化,改变社会结构,重构现实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媒介发展的核心意义由媒介内容让位于媒介本身。因此,媒介自身就代表着某种时代的信息,新技术催生新媒体,新媒体的广泛普及构筑出如今的“后媒体时代”。“媒介的变化导致社会变化”。新媒介不会摧毁旧的传播形式,而会改变旧媒介的功能和效果,并以“扩展传播形式”的方式使社会发生变化。这一现象深刻印证了麦氏“媒介即讯息”的观点。

  后麦克卢汉主义者保罗·莱文森的补偿性媒介理论也指出,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对过去的某一种媒介或某一种先天不足的功能的补救和补偿,但是新的媒介又会带来新的问题;媒介的进化是人的选择的结果,更好地满足人的需要的媒介被保留了下来。费德勒提出“媒介变形”概念,指出“传播媒介的变形”常常是由感知需求、竞争、政治压力、社会与技术革新等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引发。媒介进化是为了在一直在变化的环境中增加生存的几率。新技术催生旧媒体变形,新旧媒体的“嫁接”成为后媒体时代的基本表征。

  首先,后媒体时代在传播技术的主导下,构建出所谓“嫁接婚姻”的新媒体融合环境。数字化成为融合环境下媒体内容呈现的基本特征。上个世纪末,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提出“后信息时代”的概念,认为世界正处于传播发生巨变的临界点,“计算不再只是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后信息时代的根本特征,是实现了“真正的个人化”,一是个人选择丰富化,二是个人与环境能够恰当地配合。在后信息时代里,机器对人的了解程度不亚于人对人的了解程度;不存在时空障碍,人们可分散在多处工作和生活。后信息时代的数字化生存将使人获得最大解放;电子网络和个人电脑将分散权利或赋予个人最大权利;信息技术使民族、国家界限模糊、人类将走向全球化;以合作替代竞争,追求普遍和谐。后媒体时代的数字化现象虽然在人类传播历史上出现的时间不长,但已对现代社会的传播状况和生活方式产生了质的影响,数字化传播也随之成为后媒体时代与传统媒体时代相区别的一个主要特征。

  其次,后媒体时代的主导性媒介网络媒体成为融合性的大媒介,也成为当今社会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平台,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削弱了把关人的“把关”作用,使体制内的传播自由得以实现,自主化传播成为后媒体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由于互联网具有平等性、匿名性和不受地域限制的特点,传播主客体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后媒体环境下传播话语权的平民化倾向加快了信息流通的速度,网络舆论的衍生使社会公共话语空间的建构成为后媒体时代的基本出发点。

  然而,后媒体时代在加速信息传播、满足受众各方面需求的同时,各种干扰性信息的大肆传播也严重阻碍了受众对相关有用信息的准确分辨和正确选择。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曾指出文化工业的产品不是艺术品,从一开始它们就是作为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而被产出的。文化艺术已同商业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接受为价值规律所统摄,纳入了市场交换的轨道,具有共同的商品形式的特性。马尔库塞也指出文化工业的盛行是同“消费至上”的原则联系在一起的,是同广告和政治讲坛这些大众传播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工业以消费大众为上帝,只要符合大众的需求,不管怎样的内容都能够直接进行批量生产,这种文化工业消解了文化产品特有的人文价值。如今后媒体时代大批量的信息如同工厂里生产的产品,带有明显的商业化气息。这种快餐式的信息消费模式将娱乐消遣作为信息的主要价值加以实现,将文化推向平庸,脱离了文化本身就具有的精神价值。后媒体时代改变了人们对消费的认知模式,加上符号消费主义的盛行,导致受众过度关注表面肤浅的传播内容,丧失了辨别力和对社会的批判精神。正如美国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所言,“大众媒介既可以为善服务,也可以为恶服务。总的说来,若不加以适当控制,它为恶服务的可能性更大”。

  新媒体也不例外。近期非常关注的“微信谣言”便是这一问题凸显的例证。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传播工具,微信因其自身所具备的病毒式传播、交互跟随性等传播特征备受新媒体受众的青睐,慢慢的变成为受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然而由于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微信成为散播各种谣言的主要途径之一。“厦门今天已经有六辆车报案,如果有人拿着名片,敲你车窗向你问路,绝对不能开窗。因为名片后有刀片要割你的脸,然后抢劫。千万要小心!”在2013年9月和11月,微信上传播着这么一条吓人的信息。后来,厦门警方通过官方微博“@厦门警方在线核查,厦门并无此类案件发生,纯属子虚乌有。这种危言耸听的微信信息,其实不止一次出现。2012年12月,有网友称:厦门家乐福发生突发事件,营业时间所有出入口封闭,原因是某女士结账时孩子失踪,及时报警后,孩子在二楼卫生间被找到,头发被剃光,衣服被换掉,人贩子不知所踪。后经厦门多家家乐福门店证实,并未发生此类事件,警方也辟谣称未接到相关报警,请市民切勿传谣。可见,后媒体时代新媒体信息的传播严重干扰了受众获取真实信息的基本权利。

  从文化层面上讲,以网络媒体为主导的后媒体时代彰显着熠熠生辉的文化特性。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曾说“时间停止了,空间消失了。我们生活的地球村里,事情在同步发生”,提出了著名的“地球村”概念,他向大家展示了“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历史图式。新媒体的产生和普及,使得人们能在全世界的现实空间中建构一个实现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的虚拟时空,开始“重新部落化”的生活。这种在虚拟时空中的远距离互动,将分散于世界各个角落的“地球村人”联系到了一起。约瑟夫·塔洛在其《分割美国——广告与新媒介世界》一书中谈及互动式媒介时指出:互动式媒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真正的个性化”。后媒体时代下的社会结构是多元利益的复合体,社会成员分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其态度和行为受群体属性的制约,而这些分属于不同群体的受众个体对信息又有不一样的需求和反应,因此导致媒体信息呈现出解构化、碎片化的扩散趋势。在此基础上,新媒体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将具有相同目标取向的人组织起来,形成一个个具有群体规范的信息传播交流圈,例如,Twitter、Facebook、QQ群等“虚拟部落”中居住着无数信息需求不同的“个性化”群体。故虚拟性、交互性及个性化传播模式亦是后媒体时代的传播特征。不过,虚拟性和交互性极易引发网络暴力、网络犯罪等不法行为。

  再次,后媒体时代的到来,不仅仅改变了全球网络受众在传播格局中的地位,更创造出了新的社会文化和新的媒体生态环境。后媒体时代下的主导媒介网络媒体以其独有的平等性、包容性、参与性,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普通人随时随地打造属于自身个人的传播平台的要求,他们能够自主设置议题、交流互动、表达观点,甚至集中群体力量组织群体活动。因此,后媒体时代的传播内容更多地倾向于对普通大众生活的关注,后媒体时代的知晓权和话语权也正逐渐向平民阶层转移。平民媒体表达平民文化,平民化信息传播模式也是后媒体时代的一大特性。根据卡茨着眼于新传播技术的发展而提出的“信息沟”理论,后媒体时代人人拥有话语权,“平民媒体”的出现使大众间“知识区隔”的缩小成为可能,但信息贫富分化的现象并未因此消除,新传播工具在信息大众化、均衡化的流通过程中造成一种“信息平等分配”的假象,然而随信息洪流的泛滥,“马太效应”将不断加剧。

  此外,前苏联符号学家巴赫金在其狂欢理论中指出,在狂欢中所有的人都是狂欢戏的积极参加者,不分演员和观众,也没有社会阶层的限制和与之相关的敬畏、礼仪甚至恐惧,人们不必像平时那么严肃认真、呆板教条,相反,尽可以在嬉笑打闹、放纵自我中释放心灵的快乐和生命的激情。在狂欢中,人与人之间是亲昵和平等的,每个人的声音都受到尊重。后媒体时代,互联网的匿名性、虚拟性使每个网众深刻体验到了在虚拟世界中交往的狂欢快感。人们身处后媒体环境,在网络的“笼罩”下可以从举止森严的真实的生活中解脱,回归本性,完全本真、随意、自由、平等地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故狂欢式的信息传播模式也是后媒体时代独有的特点。

  “政治系统的有序运行有赖于大众媒介系统的参与,政治人物或政党、团体只有通过大众媒介才能将自己的主张和声明列入公众议程。因此,媒介系统功能的发挥直接影响到政治系统的运行,如媒介的监督有助于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大众媒介在政府、政党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方面扮演的角色也日益重要;另一方面,大众媒介系统也在慢慢的变大的程度上受到政治系统的制约,在某一种意义上,大众媒介系统从属于政治系统。”②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齐美尔在其传播网络理论中将传播网络描述为“舆论的厨房”。反映、形成和引导社会舆论是大众传媒的基本功能之一,而后媒体时代下的新媒体也不例外。

  新媒体以其天生具有的自由化和平等性,打破了传统主流媒体的舆论传播形式。在后媒体时代,人们之间的传播等级“鸿沟”变窄了,舆论传播中的传受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媒体的使用者在舆论传播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和尊重。

  可见,后媒体时代为广大民众构建了一个平等参与的政治舆论平台,例如“政务微博”,动员民众引导社会是其政治功效中的显著特性。真实的生活中,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些人不愿意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后媒体时代由于网络具有匿名性,人们不需要过多的担心因表达了真实想法而招致打击报复,这有效地化解了受者对“把关者”的抵触情绪,从而会达到意想不到的“信息过滤”效果。虚拟网络的互动关系,使得网络把关的对象、内容真实化,有利于传受双方的直接沟通。

  正如乔舒亚·梅罗维茨所言,媒介的变化导致社会情境的变化,而后者决定人们的行为。后媒体时代的崛起使新闻传播领域的价值体系得以重构。“公民新闻”打破了“沉默的螺旋”的信息传播模式,大众媒体时代人们一直信奉“公众-专家-公众”的信息传播模式,然而后媒体时代,属于专家的话语权转移到了平民阶层,每个新媒体用户都可以发表言论,无需在意群体压力,也无需再继续“沉默”下去,这对于民主政治思想的开展具备极其重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冲破议程设置议题也是后媒体时代的“独创”。多数议程设置研究显示,媒介并没有像镜子那样按照本来面目反映社会现实,正如李普曼所说,媒介更像是探照灯,该探照灯往何处照,往往取决于在议题上有其特殊利益的群体,取决于人们为获取注意力而制造的伪事件,也取决于新闻记者本身的某些工作惯例。后媒体时代的议题设置权下放,议程设置者呈泛化趋势。网络媒体的议题设置有着非常明显的多元化和强衍生性特点,它及时地反映来自受众的意见和事实性信息,为受众左右议题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便利。

  事实上,后媒体的概念并不单单是指媒介技术引发的社会变革。媒介的巨大影响力使其本身成为社会的结构性力量之一,媒介的发展关乎整个社会体系的建构,因此,后媒体时代的生成促进了一种以媒介为主导的崭新社会形态的出现。这种社会形态对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以媒介技术变革为主导的后媒体时代已经来临。

  【本文为2014年山东政法学院校级科研项目“数字环境下出版产业版权运行模式与权益平衡机制研究”(2014Q20B)成果之一】

  ①黄若涛:《后媒体时代的传播特点分析》[C],《第九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4)》,2011年12月,第499~500页

  ②张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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